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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方游牧民族“燒飯”和“剺面”習俗的傳承

    時間:2017-04-13 16:37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點擊:
      
     
     
     
     
    北方游牧民族“燒飯”和“面”習俗的傳承
     
                曹彥生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喪葬習俗上,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行為,“燒飯”、“剺面”便是極具草原特征的習俗之一。尤其是“燒飯”習俗,其名雖起于遼、金、元三朝,但此前的烏桓、敕勒、突厥等許多古代游牧民族早已有此習俗。時至今天,“燒飯”習俗的遺痕仍在北方地區殘留。“剺面”習俗,上可推至公元前的斯基泰、匈奴,下則延至13世紀的蒙古。關于“燒飯”之禮,已有許多學者進行過深入探討[1];而“剺面”之俗,單獨作為古代游牧民族喪葬和祭祀的習俗之一進行研究,目前還僅是開端。本文在借鑒、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對北方游牧民族“燒飯”、“剺面”習俗的縱向研究,試圖從文化傳承的理論角度,尋求“燒飯”之禮殘留至今,而“剺面”之俗卻于中世紀湮沒的歷史原因。
     
    一、“燒飯”之俗傳承至今
     
        “燒飯”之義,李燾《續資治通鑒開編》天圣九年(1031)六月條記載:“(遼圣宗)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并致祭。筑臺高逾丈,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飯”;《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卷三云:“死者埋之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文惟簡《虜廷事實》亦言:“嘗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牲牢、酒饌以為祭奠,名曰燒飯”。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集記元朝蒙古人習俗時說:“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由此可以看出,遼、金、元三朝的“燒飯”之禮,乃喪葬、祭祀時焚燒死者生前之物和酒食、犧牲甚至奴婢等。王國維在《燒飯》一文中,首引王沈《魏書》所云烏桓“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服、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主張燒飯雖本契丹、女真舊俗,然而并非始自遼、金,而是源于烏桓;后世乃以紙制車馬代替奴婢、鞍馬。今日送三之俗,即遼、金燒飯之遺。
        “燒飯”習俗中一重要內容是殺馬殉葬或祭祀,只不過死者或受祭者應為“貴者”、“貴人”罷了。游牧民族殺馬殉葬、祭祀的習俗,依史料記載最早可溯至古代歐亞內大陸游牧的斯基泰人。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著《歷史》中記載:“斯基泰人用各種畜類作為犧牲,但主要是馬,在國內沒有養豬的習慣”。匈奴人是否殺馬殉葬、祭祀,史載不詳,《漢書·匈奴傳》僅寫到“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但大量的考古發掘證明,匈奴喪葬盛行殉牲習俗。內蒙古桃紅巴拉匈奴墓葬,以桃M2例,計有羊頭骨四十二具、馬頭骨三具、牛頭骨四具和牛蹄骨若干;在殉牲的馬頭骨附近,往往發現有馬銜、馬鑣和馬飾等,說明死者生前所乘馬亦被用來殉葬。[2]呼魯斯太匈奴墓,如呼M2,在人骨架上發現二十七個馬頭骨,作三行“一”字排列。[3]西岔溝匈奴墓群,亦盛行殉葬馬頭,在東部墓區的崗尖上,單獨出土了三個一字排列的馬頭骨,這顯然是殉馬風俗的遺留。[4]斯基泰人、匈奴人殉葬所用的馬,是否“燒”過則無從考證,亦未曾見到考古實例。匈奴之后,活動于中國北方的許多游牧民族不僅繼承了殺馬殉葬這一習俗,而且作為犧牲之用的馬還要再“燒”,當然用于犧牲之物的不僅是馬,還有牛、羊等;所“燒”的也不只死者生前乘馬、衣服,舉凡生前所用之物,所喜愛的東西幾乎無一不在被“燒”之列。
        《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王沈《魏書》,記載烏桓人葬時,“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咒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后殺犬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顯然,烏桓人喪葬時“殺犬馬、衣服燒之”,祭天祠地敬鬼神時,亦要以牛羊燒之。遼、金、元三朝“燒飯”之俗,與烏桓喪葬之禮一脈相承。葉隆禮《契丹國志·道宗紀》云“帝以(宋真宗、仁宗)御容于慶州崇奉。每夕官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祭天與祖宗則然。”因而,“燒飯”習俗的內涵很廣,不僅用于對死者的喪葬、祭祀,而且也用于祭祠人祖和天地鬼神。陳述教授主張“燒飯是祭祀不是殉葬”,宋德金先生堅持“燒飯只用于祭祀死者而不用于祭天”的觀點,都有商榷余地。突厥人的喪葬儀式,據《周書·突厥列傳》言:“死者,停尸于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于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時而葬。”“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
        鮮卑與烏桓習俗相同,史載甚明。王沈《魏書》稱鮮卑“語言習俗與烏丸同。”《后漢書》亦載鮮卑“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惟婚姻行髡頭。”烏桓祭祀有燒死者乘馬、衣物之俗,而與之習俗相同的鮮卑亦有之,《宋書·索虜傳》言拓跋鮮卑“葬送皆虛設棺樞,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鮮卑與匈奴一樣有“繞林木而祭”的風俗,此俗又被后世的敕勒、突厥、契丹、蒙古等繼承下來,只不過所繞之“林木”變為“墓所”而已。《魏書·高車傳》稱敕勒人送葬時,“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匹。”《周書·突厥傳》和《隋書·突厥傳》均言突厥人喪葬時,走馬繞“尸帳”、“墓地”各十匝。《遼史·禮志》喪葬儀條記載,圣宗崩,“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黑韃事略》也說蒙古“其墓無冢,以馬踐蹂,使如平地。”遼、金、元三朝的“燒飯”之禮應溯源至斯基泰、匈奴等殉葬、祭祀的“殺牲”風俗。當然,匈奴、鮮卑諸族祭天地鬼神的殺牲、燒物習慣,不能簡單地與遼、金、元三朝用于喪葬、祭祀貴者和先祖“燒飯”之禮相比類;然而,從文化淵源及繼承的歷史看,“燒飯”源于殺牲以殉的自然崇拜習俗,是游牧民族社會發展至祖先崇拜階段的產物,后起的草原民族將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發展、承繼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殷商時代的考古表明,殷墟周圍清理出的墓葬中,一般都用狗殉葬,且大多埋在墓穴的填土、腰坑或二層臺上,有生殉和殺殉兩種情況。[5]與商朝相同時代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中亦有殉犬的習俗。近年來,一些學者主張商之先人出自幽燕甚至更北的西遼河流域,如果從墓葬殉犬習俗看,商人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人類某些風俗是一致的。從出土器物看,夏家店上層文化是由游牧民族創造的,考古學界對此觀點已趨于一致。耐人尋味的是草原上興起的東胡系游牧民族烏桓和鮮卑也有用狗殉葬的習慣,甚而后來的契丹族又承繼了這一習慣。《遼史·禮志六》在歲時雜儀條中記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于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寢帳于其上。國語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將犬視為神物而殉葬,是草原地帶許多古代民族所共有的。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將一兩種禽獸視為圖騰而頂禮膜拜的記載,屢見于史乘。如烏桓入視犬、突厥人視狼、契丹人視青牛和白馬、蒙古人視蒼狼和白鹿等。以牲畜、奴婢殉葬既是風俗的傳承,也是社會發展階段的標志。草原地區民族無論如何興衰替嬗,游牧生產方式是不變的,即逐水草而遷徙的游牧生活始終不變。盡管有些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立國后進入封建制社會發展階段,但“燒飯”這一古老的習俗依然被承繼下來,甚至轉化所“燒”的內容而仍保留“燒飯”的形式以適應時代的發展。
    “燒飯”不是火葬,與“燔柴”也無涉,學界對此已有共識,但“燒飯”舉行的時間,賈敬顏教授認為“視各自的習慣和要求而相互不同”,陳術教授認為“燒飯只是致祭就是祭祀,祭祀可以朔、望舉行,也可以每天舉行”。二位學者雖對“燒飯”理解不同,但對舉行的時間,觀點基本相同。宋德金先生依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載,主張“燒飯”僅在朔、望、節辰、忌日進行,“燒飯”僅指焚燒祭祀之酒食,而烏桓,突厥殉葬之物則包括生前所乘之馬及衣物,因此,“燒飯”不是殉葬的延續形態。賈敬顏教授認為殉與祭,即殺馬(甚至殺奴婢)殉葬與“燒飯”祭祀是一回事。遼興宗焚燒圣宗生前所用弓矢、鞍勒、服御、玩好、圖畫、馬駝、儀衛等物,且祭祀一次,焚燒一次。
        遼、金、元三朝的“燒飯”,尤其是殺馬,不僅用于送葬之時,亦用于各種祭祀之禮。1245年奉英諾森四世教皇旨令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人柏朗嘉賓,記述蒙古人的喪葬風俗時寫道:“當病人死后,如果他官居上品,便把他秘密地埋葬于田野中人們所樂意的地方。屆時還要用他的幕帳之一陪葬,使死者端坐幕帳中央,在他面前擺一張桌子,一大盆肉和一杯馬奶。同時還要用一匹母馬及其馬駒、一匹帶韁繩和備鞍的牡馬等陪葬。當把另一匹馬的馬肉吃完之后便用稻草把其皮填塞起來,然后再豎于兩塊或四塊木頭之上。這樣一來,死者在另一世界也可以有一幕帳作棲身之地,有一匹母馬以擠奶喝和飼養牲畜,同時也有可供作坐騎使用的公馬。已被吃掉其肉的馬匹的骨頭為祭其靈魂而焚燒骨頭,正如我們在那里親眼目睹和親耳所聞的那樣。”[6]遼、金、元三朝殉葬殺牲之俗也不盡相同,《三朝北盟會編》所記女真貴者,生焚“所乘鞍馬以殉之”。《柏朗嘉賓蒙古行紀》稱蒙古以“一匹母馬及其馬駒、一匹帶韁繩和備鞍的牡馬”陪葬。柳條溝一號遼墓中,骨灰由木匣盛斂,墓室中出有一堆火化的骨灰和未燒盡的碎骨,[7]證明遼代有燒牲殉葬現象。以馬生殉的習俗淵源于古代斯基泰、匈奴,而焚馬殉葬又可追至突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尸俱焚”的風俗,烏桓人葬時亦有燒“所乘馬”的記載。即使將遼、金、元三朝的“燒飯”之禮保守地理解為祭祀亡者所用,我們也應視烏桓燒亡者所乘之馬和衣物的風俗為“燒飯”的濫觴。蒙古人祭祀第一位皇帝偶像時,不僅供奉許多祭品,甚至還要把那些至死也無人敢騎的馬匹供于偶像前面,同時還用其它牲畜祭祀;如果要宰而食之,絕不能折斷牲畜的任何骨頭,而是放在火中進行焚燒。[8]蒙古人祭祀時焚燒牲畜骨頭的作法,與敕勒(高車)葬送之際“多殺雜畜,燒骨以燎”的作法如出一轍。韓百詩針對蒙古“皇帝晏駕時,用他的一些王后宮妃及婢,連同馬匹一起殉葬并在其墓前舉行祭祀”的習慣,指出“匈奴人和突厥人中也存在”[9]。《北史·突厥傳》明言,葬后,“祭之羊骨頭,盡懸于標上。”因而,僅以“燒飯”之牲祭方式看,無論燒牲抑或殺牲,此俗都非始自契丹。
        胡嶠《陷北記》言:“會諸部人葬德光……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有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元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可言。”拋盞的情節,未能記載下來,但既然是祭祀,從執祭器的情況看,理應是取血酒、“盆焚酒食”一類,“拋盞”、“燒飯”不過是一種禮儀的兩樣名稱罷了,陳述、賈敬顏兩位學者已推證和肯定。作為佐證的是:烏桓人以赤山為死者魂神所歸之所,燒死者所乘馬衣物及犬,“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契丹人則以黑山為國人魂魄所居之處,《遼史·禮志六》記載:“冬至日,國俗,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既然烏桓、契丹各將赤山、黑山視為猶如中國岱宗一樣的眾神集聚之地,則廣義上的祭記先祖之禮與狹義上的“燒飯”之俗應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可以斷定,“拋盞”與“燒飯”當屬同義。
        北方游牧民族的“燒飯”習俗大致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烏桓之前、烏桓至明末蒙古、清初至今。第一階段“燒飯”的主要內容為牲殉、牲祭,屬此俗的原始形態。第二階段“燒飯”的主要內涵為焚燒牲骨、亡者衣物、酒食等,系“燒飯”之禮的形成期。第三階段,蒙古、女真甚至北方地區的漢族開始以紙制車馬、器物為替代品焚燒祭祀,這是時代發展,物質與文化提高的結果,“燒飯”之俗只保留了傳統形式而內容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當然,“燒飯”習俗發展的三個階段是錯綜復雜而非涇渭分明的。《遼史·禮志六》歲時雜儀條在冬至日記述道:“五京進紙造人馬萬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嚴畏,非祭不敢近山。”《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也記載,(契丹官吏)“北向設香酒拜跪,成服舉哭三奠,焚紙馬”,可見至少遼代便有以紙制車馬祭祀的例證。何以“燒飯”之禮發生了實質性變化,賈敬顏教授認為:“殺馬殉葬,遼代中晚期曾明令禁止,其他物品如甲胃、金銀器、珍寶的殉葬,則禁止與否視情況而定”,“如果不是此風流行以至影響到生活、生產或戰斗能力的保持,那絕對不會一而再地頒布此種禁令的。”紙制車馬并非能在禁令殺牲后便廣而推之。加上草原地帶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諸游牧民族的頻繁更替,承襲風俗的過程也必然有先有后,如清代立國之前,滿洲人仍延襲著焚燒奴婢、馬匹之類以殉葬的習俗,即如果一個貴人死后,要把他在另一個世界生活所需的仆人、婦女、馬匹和弓箭投入他的火葬堆。這一野蠻習慣在后來他們征服了中國之后,由于中國人的反對和糾正而終于放棄了。[10]
    “燒飯”之俗經歷的以燒牲代替殉牲、以紙制馬代替燒牲的兩次變革,都是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的表現。焚燒牲骨所余之肉為活人所食而減小了浪費,焚燒紙制車馬代替真物又節省下大量的畜力而有利于牲畜繁殖,這是游牧民族生活、生產的需要。正如秦始皇以陶俑替代奴隸殉葬而保存了勞動力一樣,游牧民族祭祀上的“燒飯”之禮適應時代需要和變化方得以傳承下來。國學大師王國維說:“今日送三之俗,即遼、金燒飯之遺,”“燒飯”之俗,雖名起于遼,但并不起源于遼;“燒飯”之名雖失于明,但明之后其俗仍保留在草原民族之間,中原農耕民族也受到影響,并繼續向南傳播。“燒飯”之俗流傳至今,生生不息的原因,除適應時代變革內容的客觀因素之外,還有薩滿教、喇嘛教等宗教的精神驅使作用。薩滿牧主張火能清邪,柏郎嘉賓在其《蒙古行紀》中就曾記述對蒙古人祭偶像時,宰殺一只綿羊,把羊肉吃掉,羊骨頭放在火中焚燒;蒙古人喪葬后還舉行火凈儀式,點燃兩堆篝火,再往火堆旁插兩桿長矛,矛尖拴一根繩子,繩索上再拴幾片挺拔織物布片,受凈化的人、牲畜和幕帳都要從兩堆火之間的這根繩子和上面掛著的布片下通過,體現了火能洗滌罪孽、為死者祝福的薩滿原始宗教思想。喇嘛教主張萬物有靈,禁止血祭。明代蒙古阿拉坦汗時,隨著喇嘛教的傳播,蒙古地域一直實行的用處死的女子、奴隸和活牲畜進行殉葬的制度已經廢禁。另外,當時還禁止用殺人和屠宰牲畜來進行年祭、月祭和臨時需要的祭祀,總而言之,一切血祭均被禁廢。[11]禁止血祭的喇嘛教義無疑阻礙了信奉喇嘛教的蒙古牧民對“燒飯”習俗的繼承,加上北元治下畜牧衰敗、牲畜減少,殺牲以殉、焚牲以祭的“燒飯”習俗已難以維持,更換“燒飯”所燒內容、保留其俗的形式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于是祭禮時焚燒紙制車馬得以流行起來。
     
    二、“面”習俗的湮沒
     
        “剺面”作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喪葬時的另一血祭習俗,起源亦很早,依據史料記載,“剺面”之俗濫觴于斯基泰人。斯基泰國王死去,當尸體運到的時候,接受尸體的人和王族斯基泰人做同樣的事情,這就是:他們割掉他們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們頭,繞著他們的臂部切一些傷痕,切傷他們的前額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們的左手。[12]斯基泰人喪葬時的剺面習俗,曾為后來相繼而起的草原民族和東北女真族所承襲,直到元朝初期才最終退出北方民族的歷史舞臺。
        游牧斯基泰人的一支東抵阿爾泰山甚至更東的地方,公元前3世紀末,由于匈奴西進、南下,迫使“本居敦煌祁連間”,“隨畜移徒,與匈奴同俗”[13]的月氏西遷,進住斯基泰地區。匈奴不斷擴張的結果,尤其是冒頓單于“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26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14]斯基泰人的一部分及受其風俗影響的月氏等部族,在被匈奴役使的同時,也將“剺面”等禮俗傳到匈奴境內。據《后漢書,耿弇傳》記載:“匈奴聞(耿)秉卒,舉國號哭,或至犁面流血。”犁面即剺面。鮮卑占據匈奴故地后,留居的匈奴人又將剺面習俗傳染給了鮮卑。《梁書·滑國傳》在談及鮮卑乙弗部即嚦噠人時說:“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則吉。”滑國是西域“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的游牧小國,在征其旁“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之后,方“開地千余里”,其“父母死,子截一耳”的習俗當是承襲斯基泰、匈奴及后裔之俗。
        興起于公元6世紀中葉,分布在大漠南北,東起今貝加爾湖、西至中亞細亞遼闊地域的突厥族,剺面之俗尤甚。《周書·突厥傳》及《隋書·突厥傳》均記載:突厥人在埋葬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痛哭,一如停尸時的儀式;而停尸于帳的儀式就包括親屬繞帳走馬七匝,其中一人則至帳門用刀剺面痛哭,血淚交流,如此7次乃止。《舊唐書·回紇傳》也記述突厥毗伽闕可汗死,寧國公主“依回紇法剺面大哭”。《毗伽可汗碑》描述突厥人剺面之俗更加詳細,毗伽可汗喪葬時,“這么多的百姓剪去了頭發,劃破了耳朵、面頰。他們帶來的專乘良馬、黑貂、藍鼠無數,并全部祭獻了”[15]。《新唐書,太宗諸子傳》也有突厥風俗的記述:常山王承乾好講突厥語、穿突厥服裝,選擇容貌類似突厥的人,叫他們穿上羊裘、披發,五人組成一落,張設氈帳而居,帳前建五狼頭蠹,分戟為陣,懸掛幡旗,而自己則建穹廬居住,使諸落斂羊烹煮,抽佩刀割肉而食;承乾還裝作可汗死狀,命眾人號哭剺面,騎馬繞帳而哭。承乾極力漠仿突厥生活方式的行為,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突厥風俗材料,證明突厥人的剺面習俗與斯基泰、匈奴、鮮卑諸族一脈相襲。
        金代女真人以剺面致哀。文惟簡《虜廷事實》稱,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跪膝而哭,又以小刀輕剺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元朝立國之前的蒙古某些部族亦有此俗,趙珙《蒙韃備錄》說:13世紀時的蒙古白韃靼部“遇親母之喪則剺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丑惡,而腮面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出使蒙古的柏朗嘉賓在其《蒙古行紀》中記道:窩闊臺以武力征服乞兒吉恩人,作為異教徒的乞兒吉思人有這樣的風俗習慣,“當某人的父親死亡后,悼痛使其兒子們從面部撕下一條肉。從一個耳朵撕到另一個耳朵,以剺面表示哀悼。”
        “剺面”習俗根據史料記載,有些民族用于哀悼國王、可汗之類的民族首領之死,如斯基泰、突厥等;有些用于悲痛貴人、父母這類身邊要人親人去世,如匈奴、嚦噠、女真、白韃靼、乞兒吉思等。然而,這不過是文化、習俗傳承過程中的細微演變而已。“剺面”,“習俗得以為許多古代游牧民族傳承的歷史原因是,各民族相繼出現在歷史舞臺的時間不同,但社會發居階段、經濟文化類型卻極其相似,故從民族心理上有接受、吸收、傳播的可能。當然,“剺面”并非只為草原民族所傳承,隨著諸游牧民族的內遷,此風也被帶到了中原。《新唐書·郭元振傳》談到,神龍(705—706)中,元振任安西大都護時被朝廷召為太仆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新唐書·酷吏來俊臣傳》載,俊臣聞吐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育婢善歌舞,設計誣割之而欲得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乃得解。”《舊唐書·田承嗣傳》言:代宗大歷十年(755),安祿山舊將田承嗣并相、衛、洺、磁四州,欲為帥,乃陰令諸將至唐朝中使孫知古處,割耳剺面,請以承嗣為帥。依據《周書·突厥列傳》,“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及“諸蕃長”應與突厥有密切的血緣或政治關系;安西酋長史載為突厥人;而安祿山部將田承嗣乃平州廬龍人,其地胡、漢雜居,胡風盛行。上述諸例正是內遷的游牧民族,將喪葬、祭祀所用的“剺面”習俗轉借他用,但用以表達悲慟的本意未變。北方其他諸后進民族也有借“剺面”作別用場的實例,如《遼史·天祚皇帝本紀二》記載:天祚帝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真主阿骨打聚眾,“剺面仰天慟哭”。阿骨打以“剺面”方式激勵將土,也屬“剺面”用于喪葬習俗之外的特殊情形。
        “剺面”的實施者從記載材料看,上至一族之主,下至普通牧民,卻少有奴婢;而“燒飯”習俗在第一、第二階段的內容之一便是生殉、焚燒奴婢。另外,“剺面”、“燒飯”并非是各自獨立的習俗,許多游牧民族喪葬、祭祀時常常“剺面”、“燒飯”同時進行,相輔相成。筆者認為:“剺面”是以血象征生命或說以血代替活人身體殉葬、人祭的祭祀習俗。有“斷腕太后”之譽的契丹述律皇后,“太祖之崩也,后屢欲以身為殉,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16]斷腕亦或割耳、剺面都是以人身的局部代替本身殉葬、祭祀,屬奴隸制時代人殉人祭的變相形式,是游牧民族“燒飯”之外另一種喪葬祭祀形式。剺面習俗在蒙古立國之后不再見于史乘記載。“燒飯”習俗歷經兩次變革而被草原游牧民族傳承下來,而“剺面”卻于中世紀消聲匿跡。尋究其因,當然有蒙古統一草原進而統一中國之后,草原民族由蒙昧、野蠻社會過渡到封建制這一客觀原因。應該說也有貴族、百姓不愿以“剺面”這種自殘形式祭祀的主觀因素。從史載不難發現,作為北方游牧民族喪葬、祭祀習俗的“燒飯”和“剺面”,“剺面”并不象“燒飯”那樣普及,“剺面”時必然伴隨著“燒飯”,而“燒飯”未必都得“剺面”。“剺面”習俗消失之前的傳承過程時續時斷、若隱若現,這與民族的社會發展有關,即不合適宜的習俗只能為更落后的地區、民族、部落所接收和傳承,而一旦失卻移植的土壤,任何習俗都該壽終正寢了。
        “燒飯”和“剺面”作為我國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喪葬、祭祀之俗,有統一亦有分離。“燒飯”之殺牲、燒牲,殉人、焚人;“剺面”之割耳、切額,均為血祭形式,但實施的對象往往不同。一般說來,用于“燒飯”祭祀的人往往是奴婢、俘虜、政敵等;行“剺面”祭祀者多為貴族、自由民。“燒飯”、“剺面”之俗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萬物有靈及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受地理環境、社會發展階段、經濟形態和生活方式諸方面的限制,薩滿巫術成為游牧民族宗教史的主要篇章,這是喪葬習俗傳承下來的重要條件。草原人類的主觀能動作用也是習俗能否傳播下去的因素之一,而且不容低估。作為游牧民族祭祀習俗一部分的“剺面”中途消失,便與草原貴族思想意識上的抵制有直接關聯。但以奴隸、牲畜進行血祭的“燒飯”習俗直至16世紀仍存在于蒙古翁牛特部、科爾沁部十旗、杜爾伯特部和郭爾羅斯部。[17]“燒飯”之俗適時轉換內容而求其形式,滿足了草原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才能傳播下來并殘留至今。
     
     
     
     
       
     
    [1] 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6《燒飯》;陳述:《談遼金元“燒飯”之俗》,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賈敬顏:《“燒飯”之俗小議》,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l期;宋德金:《“燒飯”瑣議》,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本文所引上述文章不一一作注。
    [2] 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年第1期。
    [3]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l期。
    [4] 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年第8、9期。
    [5]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3頁。
    [6][8] 耿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32—35頁,中華書局,1985年。
    [7] 馮永謙:《北票柳條溝遼墓》,載《遼寧文物》1981年第1期。
    [9] 耿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所附韓百詩注釋,中華書局,1985年,第122頁。
    [10] (意)衛匡國著、戴寅譯:《韃靼戰紀》,載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11][17] (西德)海西希著、耿升譯《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6、363頁。
    [12] (古希臘)希羅多德著、王嘉雋譯:《歷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458頁。
    [13] 《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14]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896頁,
    [15] 耿世民譯:《毗伽可汗碑》,載林干著《突厥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0頁,
    [16] 葉隆禮:《契丹國志·后妃傳·太祖述律皇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原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 曹彥生(1965—),男,蒙古族,北京民俗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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