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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內蒙古的民族問題

    時間:2016-12-22 16:12來源:未知 作者:李玉偉 點擊:
    (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在近代中國,內蒙古的民族問題是中國政府必然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國民黨政府在某些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曾調整某些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和了內蒙古的民族矛盾和地區矛盾。但是,從總體而言,國民黨政府的羈縻、籠絡的辦法和強迫同化政策加深了內蒙古的民族矛盾、糾紛和隔閡。在這一歷史時期,內蒙古的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進一步復雜化了。
        〔關鍵詞〕 近代中國;國民黨;內蒙古;民族問題;民族政策
    〔中圖分類號〕K281“2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575 (2004) 01-0084-04
        在近代中國,內蒙古的民族問題是全國民族民主革命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國政府必然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帝國主義的侵略,清王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對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壓迫、剝削,以及蒙古民族的部分王公上層與國內外統治者、侵略者相勾結,壓迫內蒙古各族人民,是近代內蒙古民族問題的主要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在內蒙古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中,內蒙古各民族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蒙漢等各民族人民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內蒙古社會的兩個主要矛盾。內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針對這兩個主要矛盾展開的。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不僅給這里的各族人民平添了新的殘暴的壓迫,而且由于它與原來的壓迫者——封建勢力相勾結,使這里的廣大人民群眾遭受的壓迫更加慘重。因此,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近代內蒙古面臨的最大的民族壓迫和生存威脅;團結各族人民全力抗擊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和掠奪,是近代內蒙古最大的民族問題和首要的革命任務。
        同時,封建主義的壓迫是產生民族壓迫的國內的社會根源。在民族壓迫的年代,內蒙古的蒙古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是不平等的。不平等的民族關系產生了民族隔閡、民族糾紛,甚至演變為民族矛盾。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這使近代內蒙古的民族關系中出現了更加嚴重的民族隔閡、糾紛和矛盾。因此,當時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是內蒙古面臨的另一個重大的民族壓迫;團結本地區各族人民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斗爭,與全國人民共同推翻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國內各民族的一律平等,從而實現內蒙古各民族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是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1924年1月,在孫中山的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宣言》對三民主義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其民族主義包括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決自治的新內容,特別是強調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后, 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1]在國民黨一大召開期間,孫中山還起草了著名的《建國大綱》。其中規定:“對于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1]這些關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對內蒙古的影響很大。內蒙古的一些先進分子和青年知識分子受到其感召,與國民黨取得了密切聯系。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重申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國民黨內部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勢力掌握政權,使國民黨成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政黨。盡管此時的國民黨繼續發布充滿開明、進步甚至是革命字眼的宣言和言論,在實踐中卻推行民族壓迫政策。蔣介石甚至否認中國多民族共存的事實。1943年,以他的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宣傳中國只有一個“國族”,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是同一個“宗族”的大小分支。[2]
        1929年2月,國民政府設立蒙藏委員會,主管蒙藏等少數民族事務。蒙藏委員會對蒙藏等地區發揮著政治聯系和監督的重要作用。其主要工作是與這些地區的王公、喇嘛等上層打交道,對他們進行籠絡。國民黨當政以后,不僅保留了蒙古封建王公的特權統治,而且對蒙古王公和活佛喇嘛大加扶持。比如,國民黨任命內蒙古的各盟長和總管等王公為各省省政府的委員,其中一些王公扎薩克還被委以國民政府委員等要職。章嘉呼圖克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蒙旗宣化使”,還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抗戰期間,國民黨又給他以“護國大師”的名號和國民政府委員等職務,“以黃教的宗師,兼任了黨政的要務”。[3]此外,國民黨政府還通過國民黨組織部設立的邊疆黨務處向蒙古地方派出黨務特派員,控制蒙旗黨務,并通過國防部、軍令部和參謀本部向蒙古地方派出軍事人員,進行軍事上的控制。
        國民黨把內蒙古的所有問題定位為一般的地方問題,淡化、取消其民族問題特殊性的一面。在基本政策取向和目標上,對內蒙古實行強力控制;通過建省置縣,將其納入國民黨中央集權體制之內。1928年,國民政府擬定“訓政時期綱領”,規定1928年就要“劃一省制廢除特別區,劃一市縣制廢除道及縣佐”。[4]1928年9月,國民政府宣布熱河、察哈爾、綏遠特別區改為行省。10月,寧夏設省,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由該省管轄。隨著這些行省的成立,內蒙古的昭烏達盟、卓索圖盟劃入熱河省;錫林郭勒盟、察哈爾部劃入察哈爾省;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特別旗劃入綏遠省;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劃入寧夏省。另外,哲里木盟和呼倫貝爾部在清末已被劃入東北三省。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末以來歷屆中央政府準備在內蒙古地區設立行省,并將各盟旗分別劃歸各省管轄的計劃得以實現。這些行省成立以后,加緊向各盟旗境內移民放墾,增設縣治。“自建省設縣移民以來,盟旗權利,蒙民生計,均為剝削殆盡,……”[5]這時,省縣與盟旗的矛盾日益突出。
        從1929年到1932年,國民政府相繼通過《籌備移民殖邊辦法》、《蒙古農業計劃案》、《蒙古墾殖計劃案》、《移民實邊案》、《丈放錫林郭勒盟等處生荒以興墾務而固邊防案》、《移民墾殖案》,大力推行移民放墾政策。相關的各省當局和地方軍閥對此積極響應。例如,察哈爾省制定了《蒙旗放墾辦法六條》、《察哈爾省獎勵蒙民種地辦法》;綏遠省制定了《綏遠省墾務計劃》、《辦理墾務通則》;晉綏綏靖公署制定了《綏區屯墾計劃綱要》等。一批墾務機構也隨即出現,如興安區屯墾公署、綏遠墾務總局、綏遠省墾殖聯合辦事處、綏區屯墾督辦辦事處等。[6]
        1928年下半年,內蒙古各盟旗普遍集會,組團赴北平、南京請愿,強烈反對改省。吳鶴齡任團長的蒙古代表團要求國民黨“實現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能自治自決的遺教,予蒙古以生存發達之機會”。[3]此時,盡管內蒙古內部對盟旗制度的改革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是面臨由省縣官府的直接統治,蒙古族各階層在維護盟旗自治地位及其他合法權利上的態度是一致的。聲勢浩大的反改省運動促成了1930年蒙古會議的召開。蒙古會議通過了《蒙古盟旗組織法》等多項決議。
        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頒布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這使盟旗制度得以保留,盟旗在法律上、體制上獲得了與省縣同等的地位。但是,該《組織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如何有效保障蒙古各盟旗權益不受省縣侵犯。實際上,各盟旗分散在各省區域之內,而且沒有統一的自治機關,是無法與擁有強大軍政實力的省縣相抗衡的。另外,這個《組織法》關于蒙古事務的規定,沒有從根本上觸動王公扎薩克的統治權力,只是在形式上增添了一些民主的色彩。
        由于時局的影響和多方的反對,《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沒有得到順利施行。這一時期,有關各省的當局仍然無視盟旗的地位,繼續侵奪其權益。在蒙古族各階層中,再一次出現的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和不滿,促進了自治要求的提出。
        德穆楚克棟魯普是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扎薩克,通常被稱為德王。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極力宣傳維護蒙古民族利益,標榜“民族自強”,[7]提出“復興蒙古民族”的口號,很快擴大了他個人的政治影響。1933年春天,他在本旗內組建了“蒙古干部學生隊”。此后,他設法征得錫林郭勒盟盟長等老年王公的同意,開始宣傳內蒙古自治。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緊張活動,1933年7月26日,在烏蘭察布盟的百靈廟召開了內蒙古自治的第一次會議。8月24日,發出會議通電。德王在通電稿的“自治”前面加了“高度”二字,這就是“內蒙古高度自治”(“百靈廟高度自治運動”)的由來。9月28日,第二次自治會議的預備會議擬定了向國民黨當局要求自治的呈文。10月9日到24日,舉行了第二次自治會議的正式會議,通過了《內蒙自治政府組織大綱》。
        這次自治運動對國民黨中央和社會各界震動很大。國民黨當局試圖采取各種辦法予以阻止。但迫于形勢,國民黨中央于1933年10月18日舉行了政治會議,討論解決方案; 10月下旬,派出內政部長黃紹竑等官員到內蒙古巡視并進行談判。經過一番周折,國民黨當局擬定并公布了《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百靈廟自治會議方面表示予以接受。1934年3月,國民政府公布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公署暫行條例》。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百靈廟成立,國民政府任命烏盟盟長云端旺楚克(通常被稱為云王)等24名蒙古王公上層和國民黨政界的蒙古族人士為蒙政會委員。云王任蒙政會的委員長,德王任秘書長。蒙政會的成立,使國民黨當局最感棘手的蒙古自治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和。蒙古王公上層掌握了蒙政會的權力,他們的封建特權得到承認和保護,盟旗也獲得了一定限度的自治權力。但是,對蒙古民族而言,所得卻十分有限,更談不上有民族自治權力。
        另外,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和拉攏、收買下,德王等部分蒙政會骨干開始與日本關東軍方面勾結起來。1936年1月,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綏境、察境蒙政會。同年2月,德王成立了偽“蒙古軍政府”,正式投靠了日本侵略者。2月21日,蒙政會保安隊發動百靈廟軍事暴動,反對德王投靠日寇,宣布武裝抗日。至此,德王發動的所謂“高度自治”運動也徹底破產。
        1938年春,國民黨中央整頓綏境蒙政會,同時還加強了伊盟等未淪陷區的軍政設施。同年5月,成立了“蒙旗宣慰使公署”。抗戰期間,伊盟和后套防務歸傅作義指揮。1941年冬,伊盟守備軍總司令部成立。另外,阿拉善旗和額濟納旗由寧夏省方面控制。1939年3月,國民政府接受部分伊盟王公的建議,決定必要時將成吉思汗陵西遷。同年6月,成陵西遷; 7月,抵達甘肅榆中。1942年,伊盟守備軍總司令陳長捷以解決軍糧為名,開始在伊盟境內強行放墾。這引起了當地王公和牧民的強烈反對。陳長捷調集軍隊鎮壓這一抗墾斗爭,釀成了震動全國的“伊盟事變”。雖然這次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但其中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的真面目。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委派一批蒙古族官僚、知識分子到內蒙古地區,進行“蒙旗復員”活動。這樣,一方面迎合了蒙古族各界人士恢復盟旗體制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借此籠絡蒙古族封建上層和政客。同時,國民黨政府繼續推行“以實施省政為中心”的方針,迅速恢復了原有的省縣體制。不久,盟旗與省縣的矛盾和沖突再度發生并日趨激化。在國民黨統治區,蒙古族各種政治勢力又一次提出了實現內蒙古自治的要求,組成各種名義的代表團向國民黨政府請愿。1946年,他們發表了《內蒙旅京各團體聯合宣言》,提出恢復蒙政會等要求。1947年10月,在南京的蒙古族各團體聯名發表了《對于處理當前蒙古問題建議書》,再次呼吁當局確立實際方針,切實保障盟旗權益。但是,國民黨對此依然采取了敷衍、搪塞的辦法。直至1947年7月,國民政府才決定派考察團到內蒙古西部盟旗,并對蒙藏委員會擬定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方案(草案)》加以修正。[6]此后,對于內蒙古自治問題,國民黨始終未予以明確答復。
        綜上所述,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地位。面對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局勢,國民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和邊疆政策。國民黨在強調鞏固邊疆的重要性的同時,忽視了民族問題的特殊性,在邊疆地區推行了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在內蒙古地區,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以放墾蒙旗土地和強行增設省縣為中心,深刻影響了當時內蒙古社會的各個層面。盡管國民黨政府在內蒙古的某些民族政策維護了蒙古族王公上層的利益和盟旗的權益,但是,其主要的政策卻促使了這里的農業區迅速擴大,隨即推行省縣化,這導致了蒙古族各階層的普遍反對。
        在國民黨統治中國的幾十年間,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始終沒有受到中央政府的真正重視。國民黨政府的民族政策無益于內蒙古民族關系的真正改善,也不可能切實增強各民族抵御外國侵略者的力量。相反地,其羈縻、籠絡的辦法和強迫同化的政策卻進一步加深了這里的民族矛盾、糾紛和隔閡。這些問題在反改省運動和圍繞內蒙古自治要求的多次歷史事件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在此歷史進程中,內蒙古的民族問題進一步復雜化了。
    〔參考文獻〕
    〔1〕孫中山.孫中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591-592, 601.
    〔2〕林干,王雄,白拉都格其.內蒙古民族團結史[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 1995. 460.
    〔3〕烏蘭少布.中國國民黨對蒙政策(1928-1949年) [A].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三輯) [C].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223.
    〔4〕閆天靈.試論抗戰前十年國民政府對內蒙古的政策定位[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01, (1).
    〔5〕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M].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240.
    〔6〕義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第5卷,上、下冊) [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2. 335-340, 671.
    〔7〕白拉都格其.關于近代內蒙古民族運動研究的幾個問題[J].內蒙古社會科學, 1997, (6).
    Ethnic Policy Made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 Ethnic Problem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LI Yu-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the ethnic problemof Inner Mongolia is one of important social problems faced inevitably by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Kuomintang government had regulated some ethnic policy to a certain degree tentatively alleviated the ethnic confliction and district contradiction of Inner Mongolia. However, it is general to say, Kuomintang governmentps policy deepened the ethnic contradiction, dis-putes and estrangement.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eriod, the ethnic problems of Inner Mongolia did not be solved, but became more complex.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Kuomintang; Inner Mongolia; ethnic problem; ethnic policy
    〔責任編輯 蘇日娜〕
     
    原刊于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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