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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清河套地商研究

    時間:2015-09-02 10:08來源:未知 作者:陶繼波 點擊:
        一
        所謂地商,“是封建商業高利貸資本與土地相結合,以修渠灌地、收糧頂租、販賣糧食來謀取高額利潤的商人”〔1〕,是清代中后期出現在內蒙古河套地區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主要經營手段是“包租蒙地而散租于民人”〔2〕(卷一),即通過向蒙旗王公放高利貸等途徑,獲取蒙旗土地的經營使用權,再轉租給個體農民,從對農民的高額地租剝削中獲取高額利潤,然后或利用充足的商業資金,或依托嫻熟的水利技術,廣開土地,大興水利,積蓄勢力。可以說,地商是河套地區農業開發與水利建設的投資者與組織者,也是放墾之前河套社會的實際主宰者。
        “地商”一詞始于何時,已不可考。有論者認為,最早見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七日欽命督辦墾務大臣貽谷的奏折中〔1〕〔3〕(P.59),但此說亦不確。因為當年三月二十九日,貽谷在上奏時就曾提到“蒙旗墾務事關重大,頭緒繁多。凡聯絡蒙部,安輯地商及一切招墾、清丈、勘界各事,在在均關緊要”〔4〕(P.37)。說明此時的官方文件中已經有“地商”名稱出現。
        地商與河套地區的旅蒙商在源流上有密切的關系。據史籍記載,地商出現之前,旅蒙商人即已進入該地區。這些來河套做生意的商人,大多來自河北、山西、陜西等省。他們起初多以包頭為據點,在河套開設商號,后來,隨著在當地經濟利益的不斷擴大和收入的穩定,有的旅蒙商開始在河套定居經營,逐漸發展成為很強大的商業高利貸勢力。在經營的過程中,他們與蒙旗王公等上層勢力結合起來,不斷擴大商業經營的范圍,通過投資租種和分佃土地來獲取更大的利潤。這些挾帶著大量商業資本的旅蒙商的經濟活動,在客觀上為后來河套地區水利建設的興起與發展創造了條件,他們也因此被看做是地商的前身。
        道光初年,在河套地區開設永盛興、錦和永兩商號的旅蒙商甄玉、魏羊與達拉特旗“郡王交善”,他們資助郡王打官司爭奪有爭議的王位并取得勝利。郡王承襲王位后,為了酬謝資助之功,特準許甄、魏二人在河套西部纏金地開墾耕地。甄玉、魏羊得到此特權后,共同集資招雇流民,于道光五年(1825年)在纏金地剛目河兩邊黃河灣子上直接開挖了一道長50里,口寬1丈的引水干渠,這即是號稱清代以來“后套八大干渠中之最先之一渠”的“纏金渠”。纏金渠的修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河套地區的土地開墾與農田水利的興起與發展,而且還對此時正在運轉的移民進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史載:“由于在后套地方開通渠道,實行灌溉農業,對于缺雨地帶的農業發展貢獻很大,更促使春來秋去的季節性農民定居下來”〔5〕(P.259),進而拉開了清代以來河套移民與開墾土地高潮的帷幕。纏金渠的修建,標志著地商正式登上河套歷史舞臺,旅蒙商甄玉、魏羊也因此而成為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河套地商。
        此后,一批擁有雄厚資本的旅蒙商人紛起效尤,開始轉向獲利豐富的商品性農業投資并與出租土地及雇傭短工相結合而成為地商。一時間,“漢人之業此者甚多”〔6〕。以至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專下特旨:開放河套纏金地,給地商耕種五年,并令達拉特旗、杭錦旗也將所屬河套地節次開墾〔7〕(卷下)。纏金地的開放,猶如給一條溢滿了洪水的河道打開了一個決口,內地漢族農民大量涌入這塊水源豐沛、土地膏腴的平原上。后來出現的便是耕地擴大,關系農業命脈的灌溉渠道不斷延伸的局面。
    此后,隨著道光三十年(1850年)烏加河的淤斷以及洪水涌流而下形成許多天然小河流等自然條件的變化,河套地區渠道的開挖變得十分有利,“數百里間極易開渠,足資浸灌”〔4〕(P.3)。其結果是河套地區凡河水所過之處,盡成膏腴,在此種地,有非常好的收獲,“水田一畝之入可抵關內山田十畝”〔7〕(卷下)。這些都極大地刺激了河套地商開挖渠道以獲厚利的積極性。于是,繼道光時開挖纏金渠之后,咸豐元年(1851年),眾地商又集資開挖了合少公中渠,干渠長40里,支渠15道,澆灌耕地約300頃;十一年,地商賀清開浚了剛濟渠,干渠長130里,支渠12條,灌地達1000余頃。纏金地一帶逐漸形成了以48家商號為中心的48個村落,每個村落各開田地數十頃至數百頃不等,包租蒙旗墾地連阡接壟,其中僅纏金渠每年就可灌地三四千頃,收獲的糧食高達數十萬石。
        隨著河套地區水利的不斷興建以及土地的大量拓墾,地商的數量也隨之快速增加,并于光緒年間達到鼎盛,“數十年來,商人不下千百”〔7〕(卷下),其中僅見于墾務局記載的報效渠道有名有姓的地商就有58人之多〔4〕(PP.1381-1422),河套地區也由此“幾為各地商之殖民地”〔8〕(P.173)。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貽谷為“欽差督辦蒙旗墾務大臣”到內蒙古西部辦理墾務。此后隨著官方勢力的剛性介入〔9〕和蒙地的放墾,眾地商迫于官方壓力,不得已將自己擁有的渠道、土地等“報效”官方,并通過向墾務局交納押荒銀取得土地的所有權而逐步演變為大大小小的地主,“地商”作為一個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就此退出河套歷史舞臺。
        二
        河套地商的構成成分十分復雜。總的來說,河套地商大部分都是由在河套地區進行商業活動的旅蒙商人發展而來的,早期的地商更是如此,開發纏金渠的甄玉、魏羊等人即是此類地商的典型代表。他們是地商的基本構成成分,為數最多。但也有少數人通過其他途徑成為地商。一類是軍人。主要是指同治時清軍鎮壓西北回民起義后途經河套時所留下的一些編余人員。這些人久在軍營,有一定積蓄,于是“留居經營農業,遂家焉”〔10〕(卷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后來轉化為地商。其代表人物有開挖老郭河的郭有元,勢力能與大地商王同春相頡頏的陳錦秀等。一類是由一些具有特殊技藝(在河套地區主要指治水開渠技術)的貧苦移民經過辛勤勞作而發家轉化成地商的。此類地商人數固然極少,但其貢獻卻最大,河套地區最著名的大地商王同春即是典型。王同春年少時因家道衰落而從河北邢臺來到河套投親謀生,充當渠工。在長期的開渠實踐中,他殫心渠工,孜孜講求,不遺余力,從而掌握了一套高明的治水開渠技術,他“可以預測黃河之漲落,可以相度地勢之高低。所塹渠道,無不水流暢旺,所墾田土,無不收獲恒豐”〔11〕(P.135)。他在稍有積蓄的時候,便向蒙人包租土地,并自己開挖渠道而走上地商道路,最終一躍成為河套地區最赫赫有名的大地商,被稱為“河套王”。
        因為地商的主要特點就是包租蒙地而散租于民人,所以他們在河套地區的首要目標就是從蒙旗那里包租土地。為了獲取土地開發權,地商往往動用大量資金在蒙古上層活動。從蒙古王公方面而論,由于地商可以一次性提供大量地租,所以也樂意將土地租給他們。因此地商往往能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蒙旗王公以及召廟喇嘛手中租得大量土地,名曰“包租蒙地”。包租的土地數量有大有小,全憑地商實力而定,多的有上萬頃,如王同春包租的土地就達到1萬多頃,東西長100多里,南北寬30~80里不等〔4〕(P.138)。包租蒙地一般要訂立租地合約,普通以20年為限,但也有長期的,如王同春與蒙古人的租地合同就長達1萬年,等于永租了。由于有資金,有勢力,蒙古人一般不敢對地商隨意奪佃,地商也的確需要有類似永佃的基礎才敢投入巨資,修筑具有長遠意義的灌溉工程。因為有些工程的工期可能長達幾十年,需要父死子繼,叔死侄繼才能完成,“往往一渠之成,時或需至數十年,款或糜至十余萬,父子相代,親友共營,而已成之渠又必每歲深刷其身,厚增其背,其流動充滿而洊至溉田干百頃者,良非易也”〔4〕(P.1302)。
        地商對包租來的土地一般實行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將地畝劃分為小塊土地分租給內地來的漢族移民耕種,這種方式所占比重較大。地商包租蒙旗土地的租銀很低,一般是每頃5~8兩銀子,而租給“花戶”卻每頃高達20~40兩銀子不等〔12〕,一進一出之間,租價就漲了4~5倍之多,地商就這樣從租地的差價中獲得了巨額利潤。如王同春,每年可以從他包租的土地上獲得23萬多石糧食,17萬多兩銀子。地商出租土地的方式主要有“放租”與“伴種”兩種,“每歲于春苗出土時,派人丈量,視苗稼之優劣,定折扣之等差,秋獲后佃戶納租于地商,每頃二三十兩不等,是謂放租。又有佃戶出資耕種,地商三分其歲所入之糧者,謂之伴種”〔7〕(卷下)。另外一種是地商設立公中、牛犋,雇傭長短工自己經營土地。像王同春的公中、牛犋,每年雇傭的各類長短工數以千計,“他(王同春)的伙房有很大一鋪炕。可以睡百人,替他種地的究竟有多少人,他自己也說不清”〔13〕(P.8)。
        租得土地后,地商們就開始在租地內浚渠修堰,引河水來澆灌土地,這是河套地區土地開墾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河套地區降水嚴重不足,而蒸發量又遠遠大于降水量,“天雨甚少,即雨水不能充分濕透表土,地下水因海拔過高,又不能滲透至上層,故非黃河水漲時,充分灌溉不為功。而黃河又不能直接灌溉,必開相當之渠,與黃河銜接而引其源始便”〔12)。所以在河套地區,盡管說地土衍沃,千里膏腴,非常適宜農業,但農田惟恃從黃河開渠引水澆灌,“土人開渠引水,水到則稼穡豐隆,施工少而利大,更無賴乎天雨與否,故土人有不靠天吃飯之謠。然水所不到,則石田坐嘆,收獲無望,厥土然也”〔14〕(P.E1)。故有論者認為“總起來說,后套的開墾,中心問題是挖渠”〔15〕,這個看法是頗中肯的。因此,地商們“甫經得地,先議開渠,支別派分,各私所有”〔4〕(P.1302)。
        地商在河套地區修渠道大興水利經歷了兩次浪潮。第一次是在道咸年間。繼道光五年(1825年)旅蒙商甄玉、魏羊開挖了清代河套地區最早的一條人工干渠——纏金渠后,河套各地相繼修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干渠,著名的有合少公中渠、剛目河渠等。這些人工渠道為河套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第二次浪潮從同治后期開始到光緒末年,這也是地商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眾多地商或獨立、或集資共股,競相開渠,除同治年間開挖的阿善渠(地商公惠成開挖)、十大股渠(張姓地商開挖)、哈拉烏素渠(地商公惠成開挖)、短辮子渠(地商張振達等開挖)、長勝渠(地商侯雙珠、鄭和等開挖)等以外,僅由地商于光緒年間(光緒二十七年放墾之前)開挖的大小干渠就有20多道〔3〕(P.51)。這些干渠到清末最終整合成以永濟渠(即纏金渠)、剛濟渠、豐濟渠、沙河渠、義和渠、通濟渠、長濟渠以及塔布渠等八大干渠為骨干的渠系網,總長度為1543里,共有支渠316道,灌溉面積達1萬多頃。可以說,這一條條渠道組成了河套這片農耕區的動脈。
        這些渠道由地商開挖,也由地商管理。他們往往沿渠設置公中和牛犋,一個公中管數個牛犋。公中分段分片管理渠道,實行渠地統一管理,人員各有專責。每個公中都設有渠頭、牛犋、設有跑渠的,他們是水利專職人員。有關挖渠、巡查、打壩、分水和征收水費等工作都由渠頭、跑渠的負責。王同春早年就是一個渠頭。當大規模興修水利的時候,則另行雇用勞力來承擔。而且渠地租收取的標準,沒有統一規定,皆取決于地商。
    地商除經營土地外,一般還多兼營商業。他們開設商號,從農民手中低價收購糧食和皮毛等運往包頭及內地出售,換回布料、煙酒糖茶等日用百貨在河套高價出售,從中牟取暴利。如王同春即是如此。他每年把河套地區的灘羊皮和細毛軟皮運到直隸順德,然后再把綢緞布匹洋廣雜貨等從順德等處運回河套。此外,一些地商還建有自己的油、粉、碾磨、酒坊等手工作坊,與河套地區的蒙漢人民進行商品交易。通過這些商業貿易,地商們積累了雄厚的商業資本,以農助商,以商促農,從而降低了僅從事單一農業生產的風險,進一步鞏固了農業與商業的結合。
        除了參與經濟活動外,地商們還積極組織、參加諸如修廟、建橋等社會公益事業的建設。清末河套地區隆興長附近的四大股廟,在因年長而“廟傾圮”之時,就是由眾地商提議,大地商王同春“鼎力樂施”“錢五千緡有奇”而重修、擴建成擁有正殿、東偏殿、西偏殿各三楹,東西禪房各三間,山門一,鐘鼓樓二,樂樓一的“數百里罕有”的大寺廟。王同春也因此被稱為“善人”〔7〕(卷下)。修建橋梁更是如此。據《五原廳志稿》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7年)時,河套地區共有大小橋梁55座,其中有明確記載修橋者的32座橋中,僅有5座是由官府出面修建的,其余27座均為地商興建〔7〕(卷上)。
        地商通過參與以上各項活動而成為該地漢族移民社會的實際控制者。當時河套地區尚未設廳治,名義上歸薩拉齊廳“遙制”,但“廳官因地屬蒙藩,置而不問”〔7〕(卷下)。而蒙旗也“因套中無王府設置。其王府皆距套遙遠”〔16〕(P.124)而對該地區的管理鞭長莫及。于是,該地區在官方放墾前就成了“三不管”地區,而集土地包租者、渠道所有者、商人于一身的地商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河套社會的實際主宰者。
        地商對河套社會的控制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地商通過經濟上的優勢加強社會控制。河套地區的渠道基本上都由地商開挖并擁有,而當時的河套地區,“誰對渠道取得了支配權,渠水灌到的地方,就是他所能支配的土地。他就是那些土地的實際主人。在他的勢力范圍之內,那些從他手里租用土地的農民,事實上都聽命于他,絕對不敢違抗。農民們相互之間如果發生矛盾,也只有由他來裁斷處理,他就是事實上的法官”〔15〕。因此在官方放墾之前,擁有渠道所有權的大小地商成為河套社會的實際主宰者,也就無可置疑了。
        第二,地商通過政治上的特權獲得實際控制權。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許多大的地商甚至還擁有正式功名,如王同春就是五品軍功,郭敏修是七品軍功〔4〕(P.1381、1385)。這些功名無疑為地商取得河套社會實際控制權提供了便利,使之名正言順地成為了河套社會的主宰者。
        第三,地商通過暴力稱霸地方。當時地商之間往往因“凡事一關了利就會發生爭端,他們為了爭水霸地時常械斗”〔17〕。因此地商不論實力大小,一般都自備有槍械,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把式匠”,依靠這些“把式匠”來“霸地爭渠,率眾械斗”〔7〕(卷下),結果使得河套地區“強者人與扛幫,弱者聞而裹足”〔4〕(P.166)。地商陳錦秀與王同春之間的生死爭斗甚至還引發了一場直接與清朝地方政府對抗的農民暴動——劉天佑暴動。地商們還自立法規,對觸犯他們利益的輕則懲罰,重則處死。如王同春就制定了許多令人發指的嚴刑酷罰,有“下餃子”(以袋裹人投擲河中)、“吃麻花”(以牛筋作鞭抽人致死)以及“住頂棚房子”(冬日投入冰下),等等。“誰要不買他的帳,就把這些人的辮子連起來,一串一串地往黃河里送,無人敢說一句話”,甚至連官府也拿他沒辦法。當時官府派人到王同春的公中捉拿罪犯,“每一次去人,不談拿辦還可以,送你很多盤川;一說拿辦,就請你下黃河。自是持差票拿辦的衙役,摸清了王同春的脾氣,多方逢迎,總是滿載而歸〔13〕(P.8)。
        地商對河套社會的控制是通過一套類似內地官方行政機構的體系來實現的,這一體系的核心就是地商的公中、牛犋,由公中的渠頭、牛犋的跑渠的負責渠道、墾荒以及租佃土地等日常事務,可以說地商的公中、牛犋就是該片土地上的管理機構,由地商“指揮其間,儼然一建國主也”〔17〕。有人甚至形象地把這些公中、牛犋比作是地商的司令部,“在這些司令部里,商人制定挖渠和開墾土地的計劃,組織人力辦理供應,指揮一切”〔15〕。
        三
        在晚清河套地區開發的進程中,地商起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地商是清代以來河套地區農田水利建設的主要發起人與建設者。從甄玉、魏羊開挖纏金渠之后,地商們便開始向河套地區的水利灌溉系統注入資金,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雇傭、組織流民興修農田水利。“一渠之成,往往需時數十年,耗款數十萬。如甄玉、侯應奎、郭敏修、王同春輩,父子相代,親友共營,持以毅力,卒開成大干渠九道(后淤一道),小干渠二十余道。又每歲須深浚其身,厚培其岸,始得灌田千百頃。功程偉大,經營實匪易地。”〔18〕(P.33)與清以前歷朝歷代由官方興修水利相比,這些渠道完全是由地商自發興修的,這可以說是史無先例的。如王同春對河套水利建設所做的貢獻,就連當時一向與其不和的天主教會也不得不予以承認,大加贊嘆,認為他“精通河流水利,堪稱水利專家,他做了不少的事……王氏興辦水利的功績是不能泯滅的”〔19〕(P.18)。
        其次,地商對河套地區的土地開墾以及移民的到來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因為河套地區的土地均賴渠水為命脈,渠開至何處,地才能墾至何處,所以隨著地商對河套渠道的不斷開挖,大量荒地被開發出來,成為肥沃的農田。便利的水利、肥沃的土地,自然對內地貧苦農民有極大的吸引力,“漢人扶攜老幼耒耜而來”〔11〕,更促使春來秋去的季節性農民定居下來。而且地商在興修水利的時候,往往還“需要龐大的人力,于是遂招來許多移民。當一新渠道完成……而此部分移民,因而亦得到適宜的安置”〔20〕(P.31)。
        第三,地商的私人武裝與法規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治安,尤其是局勢動蕩的時候。如同治年間西北回民起義軍一部進入河套地區后,當時河套社會十分混亂,纏金地附近的地商們就將各自的“把式匠”聯合起來,分立了仁、義、禮、智、信五社,辦理團練,資以安居。
        第四,地商對河套地區城鎮的興起也做出了極大貢獻。一些大地商的公中、牛犋隨著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多,逐漸成為周邊地區的中心地,并發展為集鎮。如五原縣城隆興長鎮,原本只是大地商王同春的商號所在地,后隨著人口的增加、渠道的便利而逐漸演變成一個商店林立、日臻繁盛的大集鎮,并最終成為五原縣的縣城。
        最后。地商進入河套地區還帶來了漢蒙關系的新發展。他們本來就多在蒙地經商,關系廣泛,熟悉蒙情,他們在投入資金的同時也努力完善與蒙古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以王同春為例,他與蒙古人的交涉,有獨到的成功之處。為了同蒙古人搞好關系,他學會了蒙語,無論是王公還是貧民,他都能直接打交道。他不但對蒙古人示之以誠,按契約交租,對他們的困難,也常出錢出力給予幫助,以此建立起了廣泛的關系網絡。甚至蒙族之間的糾紛,只要他參與調停就能解決。在開挖沙河渠之前,蒙古上層發生斗爭,王同春親為調解,費時月余,耗銀2000兩。達拉特旗王公感念他的幫助,將隆興長以西的土地租給他,他才得以開挖沙河渠〔16〕。
        總起來看,雖然地商的活動在河套地區存在一些負面作用,如相互械斗而造成社會秩序動蕩不安以及在興修農田水利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弊端,等等,但與上述地商的貢獻相比,則顯得微不足道。地商在其存在的數十年中,對河套地區的開發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對該地區的人口構成、水利建設以及社會變遷等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史料對他們“厥功甚偉”〔21〕(P.9)的評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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