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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日本對內蒙古地區的文化侵略

    時間:2015-09-22 14:49來源:未知 作者:王慧琴 邢野 點擊:
        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很快就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與今內蒙古東部區,繼而進一步將侵略的魔爪伸向內蒙古中西部地區。1937年9月4日,日軍占領察哈爾省全境,在張家口成立了偽察南自治政府。10月,在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操縱下,于綏遠召開第二次蒙古大會,成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偽察南自治政府與偽晉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組為偽蒙古聯合政府,轄內蒙古西部地區(不包括當時伊克昭盟大部地區、河套地區和原察哈爾省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區〈簡稱蒙疆地區〉)。日本侵略者鑒于蒙疆地區蒙古族人民的“獨立”“自治”要求日益高漲的形勢,極力灌輸親日意識和奴化思想,并推行民族分化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首先從意識形態上嚴加控制,采取大力宣傳日本文化、普及日式教育、創辦并壟斷新聞、通訊、文藝、出版等文化宣傳業務一系列措施,實行所謂的“官制統治”。控制、利用與改革宗教,也是日本侵略者對內蒙古地區文化侵略的重要工作之一。所有這些殖民化舉措,其主導思想是把蒙疆地區的民眾同化為日本的大和民族,為其完全占領內蒙古地區進而侵占全中國奠定思想基礎。
          一、奴化教育
        (一)建立從上到下的殖民教育體系
        1932年,與偽滿洲國建立同時,日本侵略者即在偽滿洲國政府中設立思想文化統治中心-資政局弘法處,將法西斯統治宣傳為“王道樂土”,用“文治”征服中國民心,強行灌輸獨立思想。翌年,廢資政局,在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設立情報處,派出大批宣撫人員,打擊和瓦解抗日力量,同時統管偽滿洲國的新聞、出版、廣播等宣傳輿論陣地。1937年,情報處擴充為弘報處,由日本人統攬全權。1939年,又加入協和會、農事(興農)合作社等為刺探中國人民思想動向的機構,協調進行情報搜集和地方性宣傳工作。
        1941年,日本侵略者將偽滿政權治安部、交通部、民生部、外交部思想文化宣傳相關職能轉歸弘報處統一管轄,還公布《通訊社法》《新聞社法》《記者法》《藝文指導綱要》等。從新京(今長春)到各級地方組織,都設有名目繁多的宣傳和施行檢查組織。對內蒙古地區,除上述手段、措施外,關東軍司令部還特別制定《對內蒙施政綱要》,規定:“要留意蒙古人一般文化顯著落后的現狀,不要讓他們過早地投入先進民族競爭中去,對此必須嚴加注意。因此,必須考慮適當調節這些蒙古人與居住于滿洲邊境的蒙古人之間的平衡問題。”針對類似赤峰、通遼地區蒙漢雜居的情況,綱要還規定:對蒙古人的教育(以小學為限)原則上只在滿洲邊界線上實施。其余各大農村牧區則實行全無教育的愚民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對包括內蒙古中部在內的蒙疆地區實行殖民統治期間,從1936年偽蒙古軍政府成立到1937年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從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到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再到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建立從上到下的殖民教育體系,掌管有關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教育方針政策及行政事務。1941年6月,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機構改革時,根據所轄地區內蒙古族、漢族、回族等不同特點,單獨設立興蒙委員會,掌管蒙古族教育,將漢族和回族教育改由內政部掌管。
        偽蒙古聯盟政府成立后,仿照偽滿洲國教育體制,在轄區內各類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設立專門教育監督機構和人員。此外,1939年11月,成立一個民間組織性質的蒙古教育會,副會長、最高顧問和顧問由日本人擔任。該會將普及日語、編纂日語教育用圖書及其教材、教具等列為主要內容。1943年春,該會編纂出版《日本語教材集》,被指定為中等學校高年級學生及其他日語教育機關研究班學員的日語教材。
        (二)為奴化教育服務的教育方針與目的
        日本殖民統治根據蒙疆地區戰略地位和偽蒙疆政權的教育方針,在各級各類學校教育中始終實行奴化、分化教育,向蒙古族、漢族、回族學生灌輸“親日防共、民族協和”及發揚東洋道義精神等思想。
        其奴化教育,規定在各級學校每天早晨舉行升旗典禮時,集合全體師生首先向東方遙拜并向日本國旗和偽蒙疆政權旗子敬禮;師生等經過日本神社、紀念塔時必須鞠躬致敬;經過日軍崗哨時,必須向日軍敬禮;每逢日本天長、地久及日本天皇生日等節日時,學校及機關、團體必須懸掛日本國旗,舉行紀念儀式;每當日軍打勝仗時,各學校師生必須參加慶祝儀式和游行;每當日軍將級以上軍官戰死,各學校師生必須參加“慰靈祭”活動;要求小學生背誦“我等要與日本協力建設亞細亞”等《學生信條》。新學期開學典禮上,必須向日蒙戰歿者英靈默禱,并由學生代表宣讀誓詞。中等學校都要進行軍事訓練,由日本人擔任教官,讓學生學習劈刺、拳擊等課目,灌輸日本武士道精神,迫令學生對日本教官絕對服從,即使拳打腳踢也不得反抗。
        日本殖民統治極力提倡中國固有的儒教,每年秋季在文廟舉行隆重的祭孔禮。祭孔禮沿用古時太牢的供品,實行三拜九叩之禮,主祭人由德王擔任,副主席、民政部長、禮教科長等陪祭,并在祭文中宣揚孔子“忠君敬上”學說。
        日本殖民統治通過蒙疆學院、察南學院、晉北學院、蒙古學院、農業學院、蒙古文化學院、中央警察學院等高等學校,對現職的偽官吏從政治上灌輸奴化思想,加強親日教育。還通過各類團體組織,籠絡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消磨各族同胞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達到奴化的目的。
        在奴化教育的同時,還進行分化教育,即對蒙古族、漢族、回族的教育行政和初等、中等學校分立,在專門招收蒙古族學生的學校只學蒙古文和日文,不準學習漢文;在專門招收漢族學生的學校只學漢文和日文,不準學習蒙古文。為普及日文、日語,除在學校教育中采取強制措施外,還特別推行“語學檢定考試制度”,對學習日文、日語進行等級考試。各級行政人員參加等級考試,合格者給予“語學津貼”。據統計,1940-1943年舉行3次日語考試,有1907人(其中蒙古族172名、漢族1578名、回族57名、滿族100名)分別取得各個等級的合格證。結果,日語成為許多人的主要語言。許多中學畢業生能說流利的日語,卻不能用蒙古文、漢文寫通俗文章;有的漢族學生說漢語時夾雜日語,其語言被稱為“協和式語”。
        對察、綏、晉北等地淪陷區中國人的奴化教育,從其以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名義頒布的教育方針、目的中可以看出。1939年,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施政綱領》中規定的教育方針為:1.給予對蒙古政權的理想和特質之認識。2.陶冶為東亞新秩序建設忠誠服務的德性。3.掌握民生之提高所必要的知識、技能。4.鍛煉身心,培養強健之國民。1940年5月,在《學校教育要綱》中提出以東亞新秩序建設為基調,以期民族協和,宣揚顯現東洋道義的教育實踐根本方針。同年12月,又在《教育施策》中提出:教育的根本方針在于培養把握組建政府的根本理念,具備旺盛之精力及能夠解決組建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種問題的能力之國民。
        對蒙古族的教育目的主要有4項,即:1.徹底實施產業服務教育。2.徹底推行體育、衛生及宗教等方面教育。3.日本話及其文化之徹底吸收。4.培養科學常識及改進生活習慣。
        對漢族的教育目的主要有3項,即:1.徹底實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2.日、滿、支(支那,指漢族所在的地方)協同體的基本精神培植。3.徹底恢復禮教,并實施產業教育訓練。
        對回族的教育目的主要為兩項,即:1.除與前述相同者外,徹底實施道德教育。2.樹立親日思想,逐漸陶冶于日本教育訓練。
        這些教育目的雖各有不同要求,但基本目的是相同的,即在復興、繁榮蒙疆的口號下,始終貫穿徹底吸收日本語及其文化,徹底實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樹立親日防共及蒙疆乃至全中國與日本一體化的思想,養成親日的氛圍,養成信賴日本的信念,恢復與提倡舊禮教、舊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完全成為日本殖民主義的奴才。
        (三)創辦各類奴化教育學校
        在內蒙古東部地區,日偽政權先后成立多所國民高等學校,其中有在王爺廟成立的育成學院、興安醫學院、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蒙民習藝所,在通遼成立的國民高等學校(農科,含畜產科),在扎蘭屯成立的國民高等學校,在海拉爾成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國民高等學校、女子高等學校,在開魯成立的第一、二高等學校,在喀喇沁旗王爺府成立的國民高等學校,和在原崇正學校的基礎上增設國民優級學校。到1941年底,偽興安4省、熱河省、錦州省及省外4旗建立蒙古族普通中學(國民高等學校)10所、蒙古族小學349所。另在各旗成立1~2所試驗小學,以培養蒙古族學生。
        1937年,開始各學校推行新學制,以教授日語為主,將日語列為國語,在中小學開設國民科、建國精神等課程,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即逼迫中國人學日語,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并成立一系列神社,規定詔書奉戴日、集合等方式,給學生灌輸日滿親善、尊重日本天皇的思想,以奴化中國人。各校均有校訓,大意都是日滿不可分離、要一心一德等。師生到校必須向日滿國旗敬禮,高等學校要用日語授課,強迫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學生如觸犯校規,即體罰、開除。
        日偽在原哲里木盟各旗縣所在地及各努圖克所在地先后建立國民初級學校或國民優級學校,還建立一部分中學(即國民高等學校)。如科左中旗巴彥塔拉實業中學、通遼女子實業學校、開魯女子國高、通遼師道學校、科左后旗廣福寺喇嘛學校、庫倫旗興源寺喇嘛學校等。這些學校均被日本人控制,原有教材大部被廢除,日語被列為主課。1937年實行新學制后,強行讓學生忘掉中華文化,崇拜日本天皇,忠于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贊頌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竭心盡力擁護大東亞圣戰,為戰爭出力等,企圖將學生培養成日本侵略者的忠順奴仆。例如,通遼錢家店蒙古農民道場(道場相當于訓練班)為日本人私有公辦的學校,分農學系、牧業系、加工系、財務系4個系,只招收家住興安省的蒙古族青少年,每期兩個班,每班25人,年齡15周歲~18周歲,學制3年,計劃招6期,共訓練500人(實際只辦5兩期)。課程以學日語為主,兼學農、牧及其加工技術。學生食、宿、服裝、課本、文具全由道場供給。畢業后主要分配到蒙古族所在各旗做技術和其他方面的指導工作,待遇相當于當時的蒙旗指揮官。
        (四)創辦各類學校與教育培訓機構
        日偽統治時期,在蒙疆地區形成初等、中等、高等及專業、社會殖民教育體系。在內蒙古中部的厚和豪特、包頭、察哈爾盟、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巴彥塔拉盟,有小學520多所。中學,在厚和豪特除原有歸綏中學、綏遠師范學校外,增設巴彥塔拉盟師范學校,在張北有察哈爾盟青年學校,在貝子廟有錫林郭勒盟青年學校,在百靈廟有烏蘭察布盟青年學校,在化德有察哈爾盟青年學院,在包頭也有青年學校。高等學校,有設在張家口的蒙疆學院(后稱中央學院)、察南學院、蒙古高等學院(原稱留日預備學校)、興蒙學院、中央醫學院、交通學院、鐵道學院,設在化德、厚和豪特的蒙古學院,設在大同的晉北學院,還有在張家口設立的中央警察學校和在各盟、政廳所在地設立的警察學校,以及農業學院、交通學院等。
        社會教育作為日本奴化教育的一個方面,在蒙疆各地普遍設立教育機構有民眾學校、民眾教育館、青年訓練所及宣撫班、愛民班、防共青年團、少女團、兒童團、婦女防共會和各種日語普及機構。社會教育機構多為組織青年訓練,或對超過就學年齡者實施某種程度的知識或技能教育。此外,還有各種私塾、簡易小學及各種培訓類場所,如善鄰回民女塾、大同清真女塾、蒙古軍幼年學校、地方警察訓練所、蒙醫養成所、防疫技術員養成所、牧業實驗場畜產加工場、蒙古綿羊協會種羊場、農事指導員養成所、經濟部財務講習所、西蘇尼特旗女子家政實驗學校、天主教修道院等。
          二、法西斯文化專制
        (一)強化殖民統治喉舌
        日本侵略者在偽滿洲國實行“官制文化”,將一切文化宣傳事業都操縱在日本人所統轄的文化機構手中,新聞、廣播、出版、電影以及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舞蹈等文藝部門全部由其控制。同時,極力對中國民族文化進行摧殘。
        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后,立即發出通令,強令全東北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不得使用“中華”字樣,不得使用中國教材,不經日偽當局批準不許集會、結社、游行、攝影、出版等,一律禁絕帶有民族意識的書刊,并強行輸入日本法西斯書刊。為對蒙古族進行文化教育,先后成立有蒙古會館、蒙文學會、蒙民厚生會、蒙民裕生會、青旗報社、蒙文編譯館等,開展蒙古語統制及普及日語運動,開展改善蒙古人生活運動等。
        日偽統治期間,在偽蒙疆政府設置有蒙疆新聞社、弘報局、放送(廣播)局等,出版發行《蒙古日報》《蒙古周報》《蒙疆新聞》《蒙疆新報》《蒙文新報》《蒙疆通訊》《蒙疆日報》《察哈爾新報》《蒙疆晉北日報》《蒙疆正報》《蒙古民聲報》《復興蒙古之聲》《蒙古年鑒》等多種報刊,它們以偽蒙疆政府的施政方針為宣傳方針,宣傳“蒙日親善”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建立東亞新秩序”等,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喉舌。
        蒙疆新聞社組織機構龐大,在理事會下設蒙疆新報編輯局、蒙疆新聞編輯局、蒙疆日報社、蒙疆晉北報社、蒙疆印刷局、政務局、營業局、蒙疆事情指南所和大同之社、厚和之社、包頭支局、華北支局、天津支局、新京支局、東京支局、大阪支局以及太原、青島、上海、南京通訊社等。以企業面貌出現,但實際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喉舌和“蒙疆”地區新聞文化壟斷機構。它不僅壟斷偽蒙疆地區報刊、圖書的出版印刷發行,還經常舉行美術展覽、有獎文學征文和棒球比賽等文化體育活動,同時配合日本殖民當局搞“滅共周”、“決戰生活周”等,號召人民穿“決戰”服、獻金、獻銅、獻鐵、獻蓖麻油、張貼反共、反英美標語,利用講演會、電影、廣播等進行“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建設”、“共存共榮”、“民族協和”以及“皇軍赫赫戰功”等宣傳。蒙疆新聞社出版的《利民月刊》系綜合性刊物,以繁榮蒙疆文化,完成“大東亞圣戰”,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為宗旨,內容龐雜,有寫真、紀事、論壇、時事解析、雜俎、特載、風俗、古跡、戲劇、文藝、婦女、家庭、兒童、漫畫等欄目與內容。如4月號刊登有《大東亞宣言之實踐及其條件》《德主席之兩大愛民仁政》等。
        此外,還有各種行業、部門編輯出版的各種報刊。如偽蒙疆銀行調查課編印的《蒙銀經濟月報》,專門匯集該行優秀職員所發表的當地經濟情況,并刊載各種調查資料的研究,分概要、金融、貿易、物價要錄、重要日志、主要經濟統計表等欄目;偽巴彥塔拉盟興亞協進會出版的《大亞細亞》,“宣傳新政權之德政于鄰疆,參劃道義樂土之建設。謀民意之暢達,以其民眾實際的安居樂業。中堅士子訓練動員,以備挺身參加滅共戰線。以道義大日本之精神為中心,以謀各民族之和衷團結”。
        1937年8月底,日軍攻占張家口后,由偽滿洲國電信電話會社中部特派員立即設立放送局,從9月1日開始每日用日、漢兩種語言播音。1938年11月1日,該放送局分離出來,成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直屬的廣播機構。12月底,在厚和豪特開始以“厚和放送局”名義播音,每日早、中、晚用漢、日語歌播音1小時。后又在大同、厚和、包頭設立放送局。1939年后廣播、電報、電話事業統一由偽蒙疆政府交通部郵電總局管理,并由特殊會社蒙疆電氣通訊設備株式會社具體負責經營。用于無線電器材的買賣使用控制極嚴,民間擁有收音機的人極少;同時禁止收聽蒙疆放送局以外的電臺,但為擴大廣播的收聽范圍,在各城市主要街道、火車站等公共場所安設有高音喇叭,按時播放指定的廣播電臺播出的節目。偽蒙疆地區圖書的編輯出版印刷,多集中在張家口、厚和豪特。
        (二)控制利用與改革宗教
        喇嘛教是內蒙古中部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宗教。日本侵略者早在“開展內蒙古工作”時,關東軍就高度重視喇嘛教,將喇嘛教作為向內蒙古中部地區滲透和掌握蒙古人心的重點之一。偽蒙疆政權建立后,駐蒙軍沿襲關東軍的做法,對喇嘛教進行保護、控制、利用和逐步改革。
        1939年9月起,每年召開一次喇嘛大會,宣傳新政權的各項方針政策。1940年12月,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制定《宗教施策》,其中對喇嘛教的總方針為:將喇嘛教對策的重點,放在養成徹底的對日依存觀念,以期人數之限制、素質之改革及組織之結成。1941年,成立蒙古喇嘛教總會及土默特旗、察哈爾右翼4旗支會和分會,還成立管理偽蒙古自治邦政府管轄區域內寺廟和喇嘛的專門機構——喇嘛印務處,并在多倫匯宗寺、善因寺和達茂旗希拉穆仁召分設喇嘛印務處。
        日本殖民統治在拉攏喇嘛教上層的同時,還派遣大批青年喇嘛到日本各寺院學習,以使蒙古喇嘛教“日本化”。據統計,先后派遣到日本各寺院學習的蒙古喇嘛100多人,其中近一半為內蒙古中部地區的喇嘛。1942年,駐蒙軍化德特務機關開辦喇嘛訓練所,專門招收20歲以下青少年喇嘛,向他們灌輸“反共親日”等思想,教授特務情報工作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學員結業后分配到各寺廟及機關、團體、學校進行情報工作。烏珠穆沁左翼旗農乃廟、烏珠穆沁右翼旗王爺廟、烏珠穆沁左翼旗喇嘛庫倫廟都設有日特電臺。
        1932年12月,偽滿洲國興安總署發布《禁止喇嘛干涉政治之件》,強調嚴格實行政教分離的基本方針。1933年7月,關東軍制定的《暫行蒙古人指導方針要綱案》中提出:鑒于喇嘛教普及的實際情形,要利用喇嘛教,以便注意把握民族自我意識,對于宗教進行適當的改良。1934年,又規定蒙古人如出家當喇嘛,必須得到旗長核準。1935年,選派15名蒙古青年喇嘛到日本寺院留學。同時,取消喇嘛免除服兵役的成規,強征青年喇嘛入伍,動員喇嘛獻出銅鐵、參加煤礦采煤勞動等。1940年,偽滿洲國國務院公布《喇嘛教整備要綱》,決定成立喇嘛教宗團,作為改革喇嘛教的中心母體。12月,喇嘛教宗團成立,推舉阿魯科爾沁旗罕廟查干呼圖克圖阿旺業喜拉哈巴僧格為團長,并選出出席第一次宗團會議的代表70名。其后,偽滿洲國設立興安南、興安北、興安西、熱河、錦州、奉天6個地方教區,下設30個分教區,分別成立教務所和教務分所。
        同時,日本殖民統治者還利用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穌教、回教、紅卐字教、青紅幫、一貫道、純一善社等宗教團體和反動會道門,麻醉人民思想,從事特務活動。1938年12月15日,在日本人的操縱下,在厚和豪特市成立統一領導偽蒙疆聯合委員會轄境內伊斯蘭教西北回族聯合會,并在厚和豪特、包頭、張家口、大同設立了回族支部。
        (三)掠奪摧毀文化古跡
        日本侵略者為摧毀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到處毀滅中國名勝古跡。內蒙古中部地區的達拉特旗境內王愛召是伊克昭盟最大召廟,遭到日軍最野蠻的摧毀。
        王愛召,又名伊克昭,蒙文名“烏哈格尼巴達古拉圪齊廟”,始建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原寺廟規模宏大,吸取藏族、漢族、蒙古族寺廟建筑精華,占地50畝,有廟亭、正殿、鐘樓等,十分壯觀。1941年2月18日,駐包頭日軍小島部隊出動80輛卡車的步兵,在坦克、裝甲車、飛機掩護下,轟炸一天后,闖入王愛召,將鑲嵌有珠寶的銀制佛像、成套的經卷、金馬鞍、精致的壁毯等珍貴文物裝車運走。3天后,王愛召被劫掠一空。22日晨,日軍將汽油澆到王愛召建筑物上,在僧侶房堆入干柴,放火焚燒,大火一直燃燒40多天。一座有300多年歷史的宏偉寺廟,變成一片廢墟。日軍占領多倫時,火燒馬王廟、內關帝廟、外關帝廟房屋52間,掠走普英寺二樓鎮廟之寶“金城”。該金城高50公分~70公分,方圓1.5米,純金制造,工藝稱絕,價值無法計算。
    日本侵略者還派遣大批文化間諜潛入各地,瘋狂盜掘歷史文化遺址,并將大批價值連城的文物據為己有,運回日本。1931年秋,日本人德永重康率“滿蒙學術調查團”抵赤峰,在紅山前后發掘石棺墓數座,把出土文物悉數裝車運走。1934年,日本偽文化學者牟田哲二竊走赤峰紅山出土的陶瓷、石器、青銅器等一批重要文物,“贈給”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后又與鳥取森南等人竊走一批文物,“贈給”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扎賚諾爾等地的歷史文化遺址,也多次遭到日本人盜掘。
        (四)建立聚樂部
        日本侵略軍為腐蝕瓦解中國人民斗志,于以豐富民眾生活為名,在殖民統治地區建立許多“聚樂部”。如1938年在薩拉齊縣城內成立聚樂部,設在薩拉齊縣城內東樓子店院(后遷到太平街東口路南)。聚樂部白天晚上都唱大戲,觀眾可以不花錢入內觀看,敵人以此作為釣餌。聚樂部內設很多賭博場,種類各式各樣,應有盡有。與其說是聚樂部,勿寧說成聚賭場。
        聚樂部門前攤販林立,熙熙攘攘的人群,看表面像是自由自在的極樂世界,個別愛賭博與湊熱鬧者往往會上鉤。那里賭棍們高聲吆喝:“一個錢押十寶,十個騾子馱不了。”常有一些人陷入這個罪惡深淵中。不知有多少人輸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人輸得鋌而走險,無家可歸,還有的自知難見親人,自殺身亡。去“聚樂部”除一般老百姓被誘騙外,當時的日偽警察、特務、翻譯也常到賭場進行敲詐勒索。這些人去聚樂部耍賭時,只能贏不能輸,若要輸便大發雷霆。這時承包寶攤的人,則出面幫腔說話把他們輸的錢如數奉還,再加上一些錢表示“敬意”。否則,他們會節外生枝,故意尋找麻煩。所謂聚樂部名曰“王道樂土”,實際是殘害中國人的陷阱。
        (五)建立協和會
        日本侵略者還大力推行以思想統治和精神麻醉為目的的愚民政策,通過協和會等組織,宣揚“大東亞共榮圈”“日滿親善”“日滿一德一心、共存共榮、民族協和”等思想。1932年7月,偽滿洲國協和會成立,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任名譽顧問。1941年,協和會改組,實行偽滿洲國政府與協和會二位一體制,即各省省長、次長是該省協和會本部長、副本部長,旗縣市長及旗參事官、副縣市長是該旗縣市協和會的正副本部長。
        內蒙古東部地區偽興安四省及熱河、錦州省也均成立協和會省本部,部長由各省省長兼任,實際工作由專任事務長(均為日本人)負責。在各旗縣設立協和會旗縣本部,各區和努圖克、街設置分會。協和會各級本部均給會員填發會員證,會員必須協助其完成各項任務。發展會員時,不分民族和職業,只要服從協和會綱領即可參加。協和會組織及工作重點是將各行業最基層人們的言論和行動納入到該組織中,以便進行精神控制和監督,從而建立思想上的國防。其工作主要是:精神運動、組織工作、青少年運動、聯合協議會和特殊工作(如對蒙古喇嘛教和白俄人的工作)等,統稱為協和運動。協和會成為日本在內蒙古東部地區殖民統治的一個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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